61名农民手持旅游签证飞往阿联酋，等来的却是四个月无工可做；一名工人在加班中倒下，再没能起来；37名工友随后聚到我国驻阿联酋领事馆门前。事后，组织这批劳务输出的原获嘉县劳动就业局副局长都振海，以诈骗罪获刑12年。190.68万元出国费、126万元汇出国门、26万余元“骗款”——这三组数字，他算了20年，至今算不明白。还有一笔“看守所里的40万元”，他讲了20年，至今没有等来回应。他反问：一个替人减免费用、替人担保贷款、最后被银行告上法庭的人，会是诈骗犯吗？
12年刑期背后：一本对不上的账
2004年9月13日，获嘉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都振海有期徒刑12年，并处罚金10万元。判决认定：他收取61名赴阿联酋务工人员和28名未出国人员的费用共计190.68万元，向阿方汇出126万元，办证、培训、购机票支出38万余元后，将26.134万元非法占为己有。
都振海不认这笔账。按他给出的支出清单：汇往阿联酋的款项至少150.2万元——2002年8月9日的24.64万元和2003年4月23日的5万元两笔汇款，判决没有计入；61人的机票按每张4000元计算，而实际票价加赴京车费人均超过8600元，仅此一项就相差23万余元；再加上他两次赴迪拜处理工人问题的6.6万余元、多名局长赴京津考察的1.79万元、交给就业局的7万元管理费……他算出的总支出超过211万元，比190.68万元的收入还多出约20万。
庭审时还有一段插曲。都振海说，他当庭就机票价格问题向公诉人提出质疑，公诉人当场回答：“这是我们的笔下之误。”他当即请书记员记录在案。休庭后，他翻看笔录，这段话没有记进去；他问书记员为什么，对方只回了一句：“有什么问题回去再说吧。”一句当庭承认的“笔下之误”，就这样消失在笔录之外。
一个自筹自支的事业单位负责人，把近200万元收进来、又一笔笔汇给外方雇主，最后账面是亏损——这到底算“骗”，还是算“赔”？都振海还讲起另一件事：有出国家庭困难，他替人减免费用；有人贷款缺担保，他用自己的名义去银行担保，后来贷款还不上，银行把他告上法庭——减免交费的证词、银行的起诉状和判决书，他现在还留着。“如果说我是诈骗，有这样的傻子吗？”他说。一个处心积虑骗钱的人，会倒贴钱替人担保，会把自己送上被告席吗？
政府发文、县长批复：项目为何成了“个人行为”
都振海的申辩，始终围绕一个词：职务行为。
1998年3月，获嘉县人事劳动局向县政府请示成立“获嘉县境外就业服务中心”，县长范勤云批复同意；2001年5月，县政府提出五年内劳务输出达6万人次；同年9月，县就业局局长办公会议同意由都振海具体操办境外劳务输出，他与就业局签订协议。2003年7月，全市劳务输出工作座谈会在获嘉县召开，市长到会讲话，获嘉县的劳务输出工作当众受到表扬——那时，都振海尚未被刑拘。
从机构设立到业务铺开，背后都有政府文件、领导批示和会议纪要。都振海手里，还有一份盖着县政府公章的文件：获嘉县人民政府以“98-01”号下发《职业介绍许可证书》，载明单位性质为事业单位，业务范围为境内外劳务输出，负责人一栏写着都振海，地址在文化路，发证机关正是获嘉县人民政府。白纸黑字、政府大印，“境内外劳务输出”六个字写得清清楚楚——判决却说，他“明知自己没有资格”。
辩护人据此提出：都振海是受委任的负责人，干的是公家安排的事，出了问题，应当先分清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。
而法院认定的是：都振海明知自己没有资格从事劳务输出中介，隐瞒真相、冒用中心名义签约收费，构成诈骗罪。一审、二审、河南省高院的三次审查，均未采纳他的申辩。
同一个项目，一边是政府力推的富民工程，一边是“个人诈骗”的刑事判决。中间的分歧，至今没有一个公开的说法。既然项目是集体决策，为何最后担责的，只剩都振海一个人？
看守所里的谈话：40 万元与“继续当局长”
据都振海一方的转述，还有一段至今无人回应的插曲。2003 年 9 月被刑拘后，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的一个晚上，县里两位领导到看守所与他谈话。对方的意思很明确：再拿出 40 万元，用来安抚工人；房产证可以拿出来，由县里出面和银行沟通做抵押贷款，“这样你还当你的局长，劳务输出工作还由你来做”；否则，几十年的公职、工龄、党籍就都没了。对方还当场算了一笔账：与其被双开后经济上全都没了，不如拿出 40 万元，保住工龄、公职、工资和退休金。
都振海说，他当时表示不同意用房产证抵押贷款，也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。领导临走时，让他“再好好想想”。
如果属实，一个在押的人被要求“花钱保公职”，这笔钱到底算什么？如果纯属虚构，当事人又为何在20年后仍坚持这一说法？无论哪一种，都该有一个公开的说法。
61名工人的阿联酋遭遇：旅游签证、死亡与静坐
无论罪名如何定性，61名工人的遭遇，是这起案件里最沉的部分。
2003年1月至3月，61人分四批赴阿联酋。多名工人在证言中说，交了2.65万到3万元不等的费用，办的是旅游签证，到阿后一等就是几个月没活干，有人“在张国库公司等了四个月”。
旅游签证从何而来，双方说法不一。都振海称，入境所持的旅游签证并非他所办，而是外方用工单位在国外办理的；按双方协议约定和当地劳工部门规定，工人到用人单位后须经试用期，通过技术等考核合格，才能办理三年工作签证。他说，工人们通过了考核，得到外方单位认可，当地劳工部为工人办理了三年工作签证和医疗保险——几十名工人的三年工作签证，他至今保存完好。如果真是骗，谁会费尽周折让工人通过考核、拿到三年的正式工作签证和医疗保险？
2003年6月2日，冯师傅摔断胳膊；6月15日，常师傅在加班中倒下身亡（对死因，不同证言说法不一）。此后，37名工人到我国驻阿联酋领事馆门前静坐，事件酿成不良国际影响。
28名交了钱却没能出国的工人，费用能否退还，材料中未见完整交代。而都振海方面称，2003年7月至8月，他先后向回国民工退回23万元，又从家属处划出6.4万元用于退款；案发后，他再退出部分现金，由司法机关发还工人。
20年申诉路：账，何时才能算清
从一审判决至今，都振海和家人走了20年申诉路：2007年，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其妻的申诉；2018年6月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都振海的申诉。与之相关的民事案件，2005年曾被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以“违反法定程序”为由发回重审，此后去向未再公开。
20年里，都振海始终咬住三点：这是政府行为，不是个人行为；这是海湾战争与非典冲击下的合同纠纷，不是诈骗；这笔账，法院算错了。
为讨一个说法，他一度北上，走访北京多家知名律所，与资深主任长谈。他说，这些律师一致认为他是冤枉的，支持他申诉，并给出了可行的方案——只因他经济暂时紧张，至今未能正式委托。“我有证据，我相信事实，我更相信法律。”
一场跨国劳务输出，把61个家庭的希望送到阿联酋，最后以一名工人倒下、37人领事馆前静坐、一个副局长获刑12年收场。钱去了哪里、责任如何划分、账目能否重算——这些问号悬了20年。判决早已生效，但当事人心里的账，还没算清。当庭承认的“笔下之误”为何不入笔录，看守所里的“40 万元”为何20年无人回应，几十张三年工作签证就握在手里为何无人理会，从立项、发证到表扬都有文件可查的项目为何只由一人担责——这一个个问号，20 年了，该有个公开的说法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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